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未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会不会加大?对此，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19日指出，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运行有条件保持总体平稳;国内市场潜力巨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外汇储备充足，政策调控的空间较大，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各种挑战。

国新办19日就2018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等情况举行发布会。有记者提问：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未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会不会加大?同时外汇市场运行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王春英指出，总的来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密切相关的经济基本面和政策基本面依然稳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运行有条件保持总体平稳。

第一，从我国经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韧性好、适应能力强、回旋余地大的特点是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坚实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向投资和消费一起拉动，从出口大国转向出口和进口并重的大国，这些变化都增强了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韧性。 而且，我国经济目前进入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制造业产业链条齐全、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继续存在并将进一步巩固。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6.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3.1%，增速比全部投资快7.1个百分点。这一点也和我们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我们注重制造业产业升级是直接相关的。另外，国内市场潜力巨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外汇储备充足，政策调控的空间较大，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各种挑战。

第二，从我国政策基本面来看，坚持改革开放目标不动摇，将为我国跨境资本均衡流动创造有利条件。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近期相关措施积极推进。比如6月上旬国务院发布有关利用外资的通知，提出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投资促进与保护、优化区域开放、推动国家级开发区创新提升六个方面的措施，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便利、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再如，6月底新发布的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原来的63条减到48条，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包括大幅扩大金融、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商贸流通等领域服务业的开放，基本放开制造业，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的准入。此外，国内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股市、债市开始逐步纳入国际主要指数，有关效果已经显现。今年上半年，外国来华证券投资跨境资金净流入同比增长2倍。当前，国内股市、债市的外国投资者持有份额还不足3%和2%，与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来说比例偏低，未来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另外，过去几年，我们在应对外部压力方面进一步积累了管理经验，也丰富了政策工具。”王春英指出，外汇局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一方面，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另一方面，维护外汇市场稳定，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外汇局如何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对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王春英指出，长期来看，外汇局将在加快外汇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同时，不断完善和优化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市场监管。第一，构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 审慎管理体系，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短期波动，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和国际收支平衡。第二，完善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框架，依法依规打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秩序。

王春英强调，关于宏观审慎政策，一是建立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监测、预警、响应机制。二是丰富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根据形势变化和开放政 策不断调整，包括过去曾经使用过的风险准备金，还有以银行和短期资本流动为重点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等。关于微观市场监管，一是坚持真实性、合规性和合法性审核，履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避税等审查义务，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二是保持政策跨周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三是坚持跨境交易“留痕”原则，加强穿透式监管。

中美利差对跨境资本流动有何影响?

关于中美利差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王春英表示， 利差会影响跨境资金的流动，但不是唯一因素，也不是根本因素。可以举几个例子：一是近年来美元利率明显高于欧元区和日本利率水平，但国际资本并没有持续从欧、日地 区流向美国，美元汇率也没有在过去几年持续升值。说明国际资本需要考虑经济增长预期的对比情况、货币政策调整的对比情况，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汇率变化，而 且还需要考虑不同资产的分散配置问题。

二是历史上很多新兴经济体为抑制资本外流而大幅提高利率，甚至提高到几十个百分点，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吸引更多资本流 入或者留住国内资本不流出，经济脆弱性带来的相关风险是各类投资资本在投资时非常重要的考量。

三是我国在2006年至2007年的大部分时间，国内的人民币利率低于美元利率，当时我们面临持续的跨境资本净流入，说明国内经济状况、长期投资前景和人民币汇率预期等因素明显大于利差的影响。所以我们讲，利差会 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但不是唯一因素，也不是最根本的因素。

“因此，相对稳健的经济基本面、依然较高的综合投资收益、逐步提升的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等因素，将会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王春英表示。

她还认为，美联储加息对美元长期利率的影响还需要观察。回顾2017年，美联储加息3次，但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基本没有变化，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期等因素会影响其长期利率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