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新动能的体量正在不断集聚，当超过旧动能的减少量时，经济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其中，互联网平台的作用日益突出。

引发需求转移

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大约为22.77万元，占全国GDP的30.61%。企业接入互联网平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大单个企业的需求，发生需求的转移，即从实体店转移至网店，或者说从传统企业转入互联网平台。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虽然平台企业不一定比实体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但其在搜寻匹配、信息传输、物流等方面具有快速、便捷以及低成本优势。所以，互联网平台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旧动能转变的表现。企业使用互联网平台主要有三种形式：入驻综合性或专业性的平台、自建平台、电商全产业链。

目前，互联网平台对于市场总需求的作用仍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网络约车、网上销售、网上融资等只是将线下活动转移至了线上，是一种替代性增长，并未拓展原有增长空间。避开需求端的争议不谈，我们认为互联网平台可以改善供给端的产品、企业和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潜力。

有利于改善供给结构

从供给端来看，互联网平台可以改善供求结构，让供给可以低成本地迎合需求，产生较少的匹配成本和交易费用;同时，高需求产品会增加而低需求产品会减少，企业会相应的增产、减产甚至破产，产业方面则出现新业态的诞生和成长、过剩和落后行业的萎缩和转型，即产品、企业和产业都会更上一层楼。这是一个供给结构调整的长期过程，适合需求的产品生产增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企业会加大研发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层次。不适合需求的(或者没有接入平台而导致需求萎缩的)企业的生产空间缩小并逐渐淘汰。供给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例如某酒店企业可以根据携程订单情况调整大床房和标准间的比例结构，某钢铁企业可以根据网上订单生产特殊型号的钢铁制品。可见，互联网平台的作用主要是调结构而非扩内需，这可能是平台的真正价值所在。

以传统制造业为例，互联网平台催生个性化定制、低库存经济。当前，“互联网+制造业”日益深化，从原来仅仅利用信息系统优化生产组织，转向依靠云平台和工业大数据，将设计、制造、营销、服务与消费者需求无缝对接，“生产”正在超越企业的边界，越来越呈现开放的“平台化”趋势。互联网平台可以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拉近制造商和用户之间的距离，缩短传统生产模式中商品在进入生产前所需的针对用户需求进行的信息收集，能够通过沟通真正高效地实现个性化、批量化、定制化的智能制造生产模式，产品结构更加合理，产能供求更加均衡。

当然，互联网平台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并非越大越好。平台是一个供企业和用户交易的双边市场，企业和用户都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平台才具有价值。例如入驻企业较少的平台，用户使用不够便利则将弃用该平台。同时，随着企业和用户的增多，平台的边际成本接近零，而其收益递增，故而平台具有强烈的扩张和垄断意愿，例如最近的顺丰和菜鸟之争。但是平台的垄断性，扰乱了市场的竞争秩序，并挤压了入驻企业的利润空间。因此，互联网平台的垄断问题应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优化互联网平台

第一，大力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加强平台的垄断管制。不同于以往产业变革依托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新一轮产业变革将更为依托于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国应通过建立国家高效能运算研发中心和高效能运算服务中心，加快高效能运算前沿技术突破，注重高效能运算的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对智能制造系统的支持。同时，对于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要洞察平台垄断的合理性边界，并区分平台实施的一般市场行为和垄断行为，对于过度攫取垄断利润的平台要从严治理。

第二，促进长期技术创新，培育经济新动能。互联网经济不仅仅是电商，还包括教育、交通、医疗、保健、文化等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借此培育经济新动能。要注重加强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增强互联网经济对发展的推动作用。特别强调的是，新经济的培育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旧功能被新功能替代不能仅是周期性变动，其过程有阵痛但必须长期坚持。

第三，利用互联网平台，改造传统经济。目前，我国信息技术主要应用在电子商务和社交等生活类产品上，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滞后。我国面向企业的云服务渗透率与中小企业的互联网使用率与美国相比有数倍的差距。我国消费者电商化比例是50%以上，而传统企业电商化比例仅8%左右，美国这一比例高达80%。今后应更加重视将信息技术应用于生产领域，将互联网平台与传统制造优势相嫁接形成智能制造，实现生产制造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动态匹配，做到按需生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四，加大消费补贴力度，提升互联网经济需求。当前我国年人均信息消费只有300美元左右，不到美国的1/10。即便在2020年实现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信息消费总额达到6万亿元的目标，人均消费也仅相当于巴西2014年的水平。我国之前的家电补贴和汽车补贴都得到了较理想的效果，而且国外实践也证明消费补贴比生产补贴具有更好的市场效率。例如，美德日等国为光伏产业提供了大量消费补贴，不仅避免了产能过剩，还提升了产品质量。所以，我国应该在互联网、电信等领域提供消费补贴，尤其是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这样既可以拉动互联网经济的市场需求，推动供给结构的改善，还可改善社会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