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摸清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发展建设情况，我国集中力量探明了建设基础工业所急需的矿产储量，将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煤炭、磷矿等作为重点。1964年“三线建设”重大战略决策的背景下，国家有目的地加强了重点地区的矿产勘查工作，地质找矿再一次维持了几年的小高峰。截至1978年，我国累计发现并探明储量的矿产达134种，发现了西藏玉龙铜矿、山东焦家金矿等重要的矿产资源基地。20世纪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先后在川中、大庆、东营、江汉等地开展了石油会战，推动了我国石油地质理论的发展和勘探开发技术的进步。同样，20世纪50年代的铁矿大普查和70年代末富铁矿大会战，也使我国基本形成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五大钢铁工业基地，构建了辽宁鞍山—本溪、四川攀枝花—西昌等十大铁矿石生产基地的格局。此外，1964年~1965年进行的新疆铬矿会战，1963年的诸广山铀矿普查勘探会战和苗儿山铀矿普查会战等，都曾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大会战的杰出案例。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经济复苏，地质找矿进入大调整时期。

1985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1986年《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的相继出台，推动了地质找矿布局的调整，提出大力加强区域调查和普查工作，重点加强煤炭、铀等能源矿产普查和勘探，统筹安排金属和非金属矿产普查，以及加强中小比例尺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油气、金、银、铜、铝、铅锌、锡、富锰矿和重要非金属矿产的勘查成为重点内容。

20世纪90年代，受国内需求减弱、国际矿业周期低谷以及地质找矿地质机制的多重影响，我国的地质找矿进入历史性的寒冬期。这一时期，油气勘查实施了“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战略决策，先后在塔里木盆地和吐哈盆地等地开展石油大会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固体勘查也发现了云南金顶铅锌矿、 攀西钒钛磁铁矿、甘肃金川镍矿、河南栾川钼矿及广西下雷锰矿、新疆罗布泊钾盐等一批大型矿床。同期，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有色金属总公司以及原地矿部等先后在国外进行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探索。

进入21世纪，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矿产资源需求大幅提高。经中央批准，1999年起，原国土资源部组织实施“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其中的找矿方面称之为“地质大调查”。地质大调查聚焦4大油气资源新区和16个重点成矿区带，在经常性调查的基础上，实施了多轮针对性的找矿专项行动。2004年，《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规划纲要(2004—2010年)》实施，以地勘单位为主体不断加强危机矿山周边和深部的找矿力度。2006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实施了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全国矿业权实地核查和全国重要矿产资源三率调查等国情调查。2008年我国近30年来再次启动新一轮全国铁矿勘查，挖掘了西部新区的找矿潜力，东部地区一批大中型铁矿山深部和外围取得了一定突破。同一时期，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中国企业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固体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工作。中冶集团、中色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部分民营企业和地勘单位在境外资源勘查开发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

为进一步保障矿产资源供应，加强国内地质找矿力度。2011年，我国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这一行动是对全国地质找矿工作的规划部署，以23个矿种为重点，基于“公益先行、基金衔接、商业跟进、整装勘查、快速突破”的地质找矿新机制，围绕重点成矿区带，以整装勘查区为重点，依托大型骨干矿业企业，开展矿产勘查，开创了我国地质找矿的新局面。

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大背景下，原国土资源部还先后开展了老矿山深部与外围找矿(2012—2014年)、全国重要矿集区找矿预测(2016—2018年)等重大地质调查与勘查项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十年来(2011—2020年)，通过实施地质找矿运行新机制，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形成了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建设了一批“关系全局、意义深远、带动性强”的综合利用基地，基本形成了大宗紧缺矿产和战略性新兴矿产并举、开源节流并举、东西并重的勘查开发布局。

对国内地质找矿战略行动的认识与思考

我国地质找矿经历了70余年的发展，表现出“三起三落”的阶段性特点，这与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思路、政策导向以及国际矿业形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之初以及新世纪初的十年是我国地质找矿和矿业发展的繁荣发展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一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十分旺盛，国内实施重大找矿战略及专项，财政投入大幅提升，有针对性地开展重点矿种的勘查工作，同时提升矿业发展能力。二是国际矿业形势持续向好，刺激国内市场主体参与地质找矿的热情高涨，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相比之下，地质找矿的低谷期大部分与国际矿业大环境低迷期、国内矿产资源战略与矿业政策改革调整阶段等高度重合。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所在，充分体现在地质找矿领域。历史经验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石油会战、钢铁会战等取得了卓著的找矿成绩。新世纪以来，地质大调查、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等的实施再次推动了我国的地质找矿重大突破。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大规模投入、大兵团作战”找矿模式存在投入—产出效益不足、组织实施和成果管理不健全等问题，需要深刻认识并及时优化完善。面对当前严峻的矿产资源供需形势，继续坚持国家地质找矿行动与专项的实施是短期内保障资源供给的必要手段。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需要深刻总结以往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具体战略目标，细化完善组织实施形式，优化工作体制机制。

地质找矿作为矿业的最前端，与后续的矿产资源开采、冶炼、加工、综合利用等密切相连，地质找矿的核心价值在于支持后端环节以形成矿产品，进而产生经济效益，保障资源安全。因此，地质找矿的平稳运行需要从矿产资源管理的全过程给予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实践表明，地质找矿后端涉及的矿业权出让制度、权益金制度、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政策等都会反过来作用于地质找矿，影响市场主体热情，制约资金投入效率等。在上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时期，我国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迎来了重大改革发展。在新的时期，稳步推进矿产资源管理相关制度的改革，加快法律法规和重大政策的落地实施，对于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促进国内矿业高质量发展十分必要。

资金投入是地质找矿的“牛鼻子”，是地质找矿供给侧的最前端、最关键要素，是开展找矿项目、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培养地质人才的根本保证。历史经验表明，资金投入机制是地质找矿工作机制中的关键部分，资金投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社会资金三元投资结构的建立和完善，地勘基金的建立与改革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质找矿的工作进程。

在新发展阶段，地质找矿投入机制的变革要紧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地质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步伐，厘清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的边界定位，明确两级财政投入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十分重要，目的在于合理配置资金，优化运行方式，保证产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