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总体上呈现出好中趋稳态势，可以较好地实现预期调控目标。展望2018年，世界经济处于技术革命向商业化转变的关键期，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大精神必将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的有利条件仍然较多。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仍不稳固。为此，必须长期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国内外经济发展处于重要转换阶段

(一)世界经济处于技术革命向商业化转变的关键期

2016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回暖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连续两次上调2017年、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6%和3.7%，改变了过去几年来多次持续下调增长预期的状况。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处于技术革命向商业化转变的关键期。从长波周期看，以页岩油气革命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取得较大突破，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智能制造方兴未艾，支撑长波周期的技术革命已现端倪。从短波周期看，全球经济活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速在2016年达到近六年以来的低点后，2017年开始出现明显回升。在长波周期和短波周期的叠加效应下，预计2018年全球经济将继续保持回暖势头。但也应注意到，前期全球过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滋生了资产泡沫，而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同步回归正常化，存在刺破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美国特朗普税改计划可能引发全球恶性减税竞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动荡等因素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

(二)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当前与其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不如说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未来工作重点将集中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上来。

一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显著转变。我国顺应经济发展基本规律，通过深化改革和激励创新来推动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经济逐步由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高碳型经济向低碳型经济转变;由资源消耗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向“共同富裕”型社会转变。

二是推动供给质量显著提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努力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三是推动增长动力显著转换。我国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以健全教育体系培养人才，以打造人才队伍支撑创新，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有机衔接，促进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新产品新服务快速成长，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协同经济等新模式广泛渗透，跨境电商、智慧家庭、智能交流等迅速成长，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为经济提质增效不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大变化对未来发展提出新要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站起来”到“富起来”进入“强起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不再是社会生产能力落后的问题了，发展中存在的是城乡间、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质量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生态环境保护不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等发展不充分问题。从短期看，我国经济领域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金融领域蕴藏“灰犀牛”风险。近年来，一些市场主体行为出现异化，道德风险明显上升，而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尚不适应。金融问题叠加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形成了当前金融领域内的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贷款、企业债、互联网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隐性债务、违法违规集资等“灰犀牛”风险隐患，具有极大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和危害性。一旦发生“灰犀牛”事件，跨市场、产品关联和机构关联的金融市场特征将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尽管有关部门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融资平台无序扩张、政府购买服务异化、基金融资“明股实债”等隐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购买服务贷款异化形成违规政府性债务。政府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迫切需要，但在“堵后门”的同时没有很好地打开“前门”，使得部分基建项目面临较为突出的融资难题。存在按时完成存量融资整改难度较大，基础建设项目政府购买服务与财政规划期限不匹配，已开工项目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等问题。

三是房地产市场泡沫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全民皆房”推动房价持续快速飙涨，资产泡沫风险明显加大，使得商品房已经严重超越了居住属性，扭曲为财富再分配的金融工具，房地产市场扭曲式发展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高房价使得大学应届毕业生等新市民群体买房几乎无望，高房价吸引各种社会资本涌入加剧房地产市场的扭曲，并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一旦深度调整，将会打击一系列相关行业的正常发展，并造成金融乃至经济动荡，近期部分中小房企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金融风险。

经济发展质量将明显提升

综合考虑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潜在经济增长水平，预计2018年我国GDP增长6.6%左右，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将明显提升。

(一)生产侧逐步实现市场出清，结构优化升级

工业生产稳中趋缓，结构继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钢铁、煤炭等重点领域连年超额完成去产能任务，传统行业供需关系逐步改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快速成长，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势头良好，工业发展的新动能不断累积。但是，金融领域防风险、去杠杆力度不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等成本难以下降;工业领域由补库存逐步转向去库存。初步预计，工业生产将稳中趋缓，2018年工业生产将增长6.2%左右。

服务业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分享经济、科技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五大幸福产业快速发展。但是，金融领域去杠杆导致融资等行为更趋谨慎，房地产市场销售与投资活跃程度下降，对服务业支持作用减弱。初步预计，2018年服务业生产增速将基本稳定在7.5%左右。

(二)需求侧发展更加均衡，增速稳中放缓

投资增长略有放缓。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成为国际趋势，去杠杆、防风险要求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社会投资成本难以进一步下降;商品房销售放慢的影响将会逐步传导至房地产开发建设领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小幅回落;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当然，经济结构升级带动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快增长，深化放管服改革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初步预计，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6.8%左右。

消费需求继续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保持较快增加，农民工就业形势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为后期消费稳步运行提供良好基础;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不断加速，为消费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服务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并成为促进消费的重要增量来源。但是，汽车领域优惠政策效应递减将导致汽车消费减慢，房地产调控将抑制关联商品如家电、家具、装修等消费，农村消费增长的脆弱性较大等。初步预计，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0%左右。

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世界经济呈现回暖态势，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国际贸易和投资日趋活跃，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加大，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外贸企业竞争力增强，加工贸易增长企稳回升，国内市场需求改善，有助于我国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但是，美国对我国发起“301调查”等贸易保护行为，制约我国重点领域对美出口;美联储持续加息及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货币政策带来一定冲击;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复杂，恐怖袭击、地缘冲突等突发事件较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波动等，我国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初步预计，2018年以美元计价我国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长6%和8.5%左右。

(三)物价领域延续温和涨势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工业品价格上涨对消费品价格的传导作用有限;粮食库存居高不下，食品价格上涨空间受限;货币环境难以进一步宽松，流动性稳中趋紧，不支持消费价格明显攀升。但是，肉禽、部分油料等食品价格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初步预计，居民消费价格将温和上涨，2018年CPI将上涨2.0%左右。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回落。PPI翘尾因素影响将会较2017年明显减弱，生产领域供大于求局面仍然存在;对2017年工业品价格影响巨大的国内原材料价格涨幅将会趋缓;全球铁矿石供应增加、美国页岩油气复产，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将震荡走弱。但是，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提高，环保督察力度不减，部分污染严重的工业品存在一定供应压力，初步预计2018年PPI上涨3.5%左右。

中国经济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长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切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一)“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长期坚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稳”就是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急转弯、猛刹车、强刺激;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经济、稳物价、扩就业、增收入，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加大调结构、促改革的力度，推进结构调整和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在工作实践中，要处理好“稳”和“进”的辩证关系。“稳”是“进”的前提条件，如果急躁冒进、只考虑结构调整和改革，却忽视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问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过快下滑，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凸显，结构调整和改革也就无法有序推进。同样，如果一味求稳，缩手缩脚，不推进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将来经济增长的基础难以夯实。二者有机统一、互相影响，单纯强调某一方面都不符合“稳中求进”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要把握好“稳”和“进”的工作节奏和力度。要加强政策协同，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重在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重在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重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社会政策要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改革步子再快一些，加快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改革;开放力度要大一些，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二)在“破、立、降”上下功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列为2018年八项重点经济工作之首。当前，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因而根本途径在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破”就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目前，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水泥、炼油、造船和电解铝等行业产能过剩压力依然较大。未来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推动化解过剩产能仍是重要任务。

“立”就是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近几年来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青黄不接”是我国经济不断下行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不断培育壮大新经济动能，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动传统行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从而提升整体供给体系质量。

“降”就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当前，在美国出台3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政策的背景下，我们并不需要搞恶性减税竞争，但必须正视全球性减税的现实，切实深入研究制定我国普遍性减税和完善税制的应对之策。只有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取得实质性进展，制造企业才有盈利空间，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才能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坚实动力。

(三)着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作出这一重大决策意义十分重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我们仍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建设的主旋律将是高质量发展，不再是高速度增长，高质量发展将引领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进入新时代，追求新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同时，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