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6月14日就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举行新闻发布会，从发言人列举的1—5月主要经济指标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经济增长积极因素正在集聚，经济运行协调性、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发言人指出，从产业支撑、发展动力、发展信心、发展环境几个方面看，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把稳中向好的态势巩固、持续下去。

但在看到上半年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也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业内人士认为，主要应关注以下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一，经济下行压力隐忧犹存，增长动力尚显不足。

尽管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实现了“开门红”，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9%，各项指标均超出预期，但进入二季度以来，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出现高位回落迹象。

从需求端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不足。投资需求取决于基建、房地产、制造业这三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一季度，各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础设施等大项目投资拉动，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0.9%，占全部投资比重的20%以上。在大宗商品价格回落、PPP项目一时热起但逐渐退潮以及各地财政收入过度透支的影响下，今后的基建投资难以维持较高增速。因土地购置速度的上升，一季度房地产投资维持了较高景气度，但随着4月份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加码、信贷条件收紧，全国商品房销售开始降温，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会在三、四季度较快下滑。制造业投资依旧低迷，说明经济增长缺乏后劲。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延续10.7%左右的平缓走低态势。最近一份波士顿咨询报告指出，我国一、二线城市主体消费群不少因为去年以来购入新房产而背负较大的按揭压力，家庭负债不断增高，形成“有资产但不宽裕”的特点，这将直接影响一般生活品消费支出。在目前国际经贸格局存在较大变数的情况下，进出口形势也难以根本改观。

从供给端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仍不强劲。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幅度超出预期;5月份，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同比增加11.0%，低于4月同比14.0%，这预示工业企业企稳向好的基础仍不牢固。随着PPI同比涨幅持续收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在逐步放缓。目前工业企业从主动补库存进入被动补库存阶段，后续随着企业从被动补库存转向主动去库存，工业投资增速将进一步回落。

第二，实体经济振兴依旧乏力，脱实向虚还未扭转。

制造业发展状况可以作为观察实体经济振兴发展的“风向标”。今年以来，在三大结构性矛盾还没有根本缓解的情况下，制造业转型升级依旧步履艰难。

一是反映景气度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指数等多项指标出现下行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5月，制造业PMI为51.2，与4月持平。民间著名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5月录得49.6，为连续三个月下降，更是11个月以来首次跌入50以下的收缩区间。从财新中国制造业PMI细分项看，除了成品库存指数有所回升外，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就业指数、采购量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出现下降，这反映出制造业运行再度放缓。

二是我国制造业产品和组织结构还处在艰苦的转型调整之中。目前我国制造业中，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供给能力还不能很好适应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仍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制造业中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对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从我们的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制造业企业虽然不少冠之以高新技术名称，但自主创新和研发力量不足，产品还是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的低端，主要是依托国外品牌拓展市场，由此只能分食微薄的加工组装利润，企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

三是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低、“脱实向虚”未有根本扭转，也制约着制造业部门整体加快向中高端迈进步伐。尽管一系列扶持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构成“利好”，但投资传统制造业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态势不会改变，技术革新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方面，今年上半年国家大力推行金融去杠杆和金融监管收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制造业企业融资能力和成本均在上升;另一方面，与现在金融业、房地产业的投资高回报相比，制造企业很难专注于主营业务，争取来的新增信贷资金还是愿意以各种方式“脱实入虚”，追求在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中获得“快钱”回报，结果就离实体经济发展越来越远。

第三，新旧动能转换步伐不快，政策引导有待跟进。

目前我国新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新产业新业态方兴未艾、新产品新动能持续壮大、新消费新市场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经济发展虽然潜力巨大、空间广阔，也代表着未来产业经济发展的方向，但作为新生事物，未知还远远大于已知，这对经济主体和政府管理都带来新的挑战。

一是对新经济发展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各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措施不够有力。从总量上看，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没有成为主导力量;从结构上看，各地虽都将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写入了发展规划，但一些地方还不能立足自身产业发展优势和本地实情找准发展方向，妥善处理好“增量崛起”和“存量变革”关系的办法欠缺，同质化规划严重，差异化发展不足;对企业主体而言，虽知道发展方向，但限于政策、技术、资金、人才限制和思维的路径依赖，找不准发展新经济的发力点，新旧动能转换呈现胶着状态。

二是政府扶持、促进和监管新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待改进和跟进。一个时期以来，跨境电商、网络购物、互联网支付、共享交通工具等新业态发展如火如荼，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管理问题。有关部门、有些地区按照老办法、旧思维出台了一些监管政策和条例，有的过于机械、有的削足适履，影响了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如何探索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既促进、扶持、服务好新经济发展，又能及时遏制住借创新之名行非法经营之实的活动，亟待政府部门开阔思路、集思广益、善借善用。

三是服务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政策措施有待进一步落实和到位。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一系列促进新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在简政、降税、减负方面还有较大的努力空间，亟待为新动能积聚发展创造更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四，“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仍重，市场环境有待改善。

自去年以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进展良好，但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善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也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去产能工作时有反复。去年钢材、煤炭两大行业去产能的任务提前完成，今年到目前完成进度也快于预期。受主动去库存和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钢材、煤炭两大行业利润翻番，促使一些地方淘汰的落后产能又死灰复燃，甚至一些地方去产能弄虚作假、违规新建项目，市场出清任务还比较重。去库存工作差异明显。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在以行政性手段为主导的密集政策措施出台的遏制下，出现了量价齐跌局面，但在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还未出台的情况下，未来不排除市场反弹的可能。三、四线城市总体还供过于求、去化周期仍比较长、去库存压力依旧较大，去杠杆工作有待观察。目前整个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仍然较高，“脱实向虚”格局未根本改观，不少“僵尸企业”有待处置、债转股试点还未有实质性推进。降成本工作没有显著改观。从基层企业调研看，企业普遍反映最多的问题还是资金贵、电价贵、物流贵、人工成本贵，不少企业靠贷款维持生产运营。“营改增”后总体上看企业相关税负有所降低，但直接效应并不明显。不少高耗能企业虽扩大了直用电交易规模，但电力成本依旧较高。用工成本高以及企业内部降本增效管理不到位，也制约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补短板工作也有一个持续的投入产出观察期，效益有待日后评判。

第五，整顿金融有待平衡施策，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防患于未然，有序处置了一批突出金融风险点，及时遏制了一些累积性、苗头性金融风险发生，但当前金融市场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金融违法违规和腐败行为还时有发生。今年以来，在金融监管和金融领域反腐败高压态势下，部分银行违规授信、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保险公司套取费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严厉打击，个别监管人员和公司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等非法行为受到了严厉惩处，金融秩序整顿取得了初步效果，但实事求是地看，金融秩序整顿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在资金荒和资产荒并存、民间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又出现了各种变相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高利贷和花样繁多的非法集资现象，值得密切关注。

二是部分省市地方债务增加过快风险不容忽视。前不久，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并预计中国财政状况未来几年会有所恶化。这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目前以我国政府债务负债率和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去年地方债发行出现爆发式增长和PPP迎来爆发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庞大的资本性支出，借道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事业单位等非正规渠道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或打着PPP旗号搞明股实债，致使地方政府负债资金成本的利息高企，地方财政会不断吃紧，债务风险的确值得担忧。

三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还有待积极稳妥推进。从今年一季度末，中央大力推行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金融监管收紧对实体经济发展、资本市场、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均带来短期阵痛，政策层面需要妥善处理好金融监管与实体经济发展、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协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在促进金融稳定、稳步去杠杆和稳定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均衡好政策施力方向，值得认真研究。

当前我国发展依然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征继续向广度深度演化，重大结构性失衡仍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最突出的矛盾，经济生活存在不少突出的难点、痛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