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税负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专家建议2017年国家政策在减税的同时，更要注重降费。政府应降低非税收入，把有可能的费用合并为税，尽快出台措施清理非税收入。此外，房产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方面，改革要及早落地。

“中国企业的税负确实太高，再加上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日子很难过。”多位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制造业企业负责人都表示，税费负担重。

企业税负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近期也因热点议题再次发酵，进一步减税降费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中央政策已明确下一步要降低宏观税负，建议2017年国家政策在减税的同时，更要注重降费。政府应降低非税收入，把有可能的费用合并为税，尽快出台措施清理非税收入。”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小川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同时，有专家建议房产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方面，改革要及早落地。以房产税为例，近一年多以来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暴涨，但不少居民却拥有多套住房，此时，针对超过一定居住标准者征税，亦可抑制房价过热，盘活库存。个人所得税方面，因征收方式等因素，如今已沦为“工薪所得税”，不符合调节收入的初衷。

企业负担重呼吁进一步减税降费

2016年末，曹德旺抛出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高的观点，并认为这是中国“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的原因之一。曹德旺的言论得到部分企业家的共鸣。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市场需求增长不足，导致制造业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税费加在一起，对企业来说确实难以承受。”大连国彪集团一位孙姓负责人告诉记者，“营改增”以来，表面上看企业缴税的税率在下降，但因为增值税设计过于复杂，纳税成本高，再加上各种费用，企业负担并没有减轻。

浙江嘉兴一位服装生产企业负责人也告诉记者，由于服装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在劳动力成本过高的情况下，税负成为企业一大负担。“虽然部分出口企业享受出口退税，但当前退税制度设计不合理，服装行业中初级加工产品和终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都是17%，使得出口到国外的原材料价格比国内还便宜，其实是用退税间接补贴了国外的服装制造商，而国内的终端服装企业反而因此竞争不过国外企业。”该负责人表示，“身边已有部分企业关门了，还有的生产企业搬到了东南亚。”

有分析称，从宏观税负层面来看，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企业税负很重，或者近期明显税负上升。为何企业会感觉税负高?刘小川称，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的非税收入较大，而非税收入基本都是向企业征收的，把所有费用都统计进去，企业确实感觉负担较重。

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看，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一方面是由目前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对税(费)负敏感，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盈利能力变弱时，企业自然会感觉税费负担重。

“减税降费呼吁了很多年，虽然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但与实际负担相比，税负还是重。”上述企业负责人表示，希望政府能进一步减轻税负。

清费立税政府应降低非税收入

针对企业税负高的问题，近几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2017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切实清理中介等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从而真正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1月5日，财政部负责人表示，将研究新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为企业减负。

“从扶持实体经济长远发展来看，减税是方向。在实际操作中，应加快‘扩大直接税比重、缩小间接税比重’的改革。”刘小川说，我国现在直接税少，间接税多。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择机降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应逐渐扩大征收面，向高收入者征收税。

事实上，与减税相比，降费更为关键。接受记者采访的企业反映，除了正税，企业每年要缴纳的各种费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企业税费的种类超过10种，包括附加税费、维护建设费、教育附加费、保障费、防洪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项目。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此前称，“我们国家税负高，特别是费，光我们企业就有500多种费，仅2016年1月到11月，就已交了4000多万元费用。”

“政府下一步的重点是要降低非税收入，这样可以给企业减轻很多负担。”刘小川说。

降费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值得重视，各类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保、住房公积金等都具备一定的调整降低空间，而且这样做对规范政府收入秩序、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会有莫大的好处，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

有专家表示，国家应加快清费立税进程，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

改革税制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

刘小川建议，中国下一步税制改革的方向是在稳定税负的前提下，统筹研究适当简并税率等问题。

“目前我国在税制设计上有很多选择，有的还可以避税，主要原因是增值税税率设计比较复杂。”在刘小川看来，“营改增”之前，我国增值税主要适用17%(13%税率只应用在很少的领域)的税率。目前，适用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为四档：17%、13%、11%、6%。

“四档税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属于偏多。”刘小川认为，税率档次过多有悖税收中性原则。

而且，有专家分析认为，税率档次过多会增加纳税人税收遵从成本。“营改增”完成后，原营业税纳税人变为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计税方法相比，增值税增加了抵扣环节和专用发票，计税方法变得更为复杂。税率档次的增加，更是增加了纳税人错用税率的风险。同时，纳税人还要对不同税率的应税项目分别保存准确的进销记录，这些都将大大增加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

同时，有的企业为了少交税就会想各种办法避税，比如在注册时，公司不注册企业本身经营的行业，而注册税率低的行业进行避税。这些可以规避的税率选择事实上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负担，一方面企业要请专业机构来帮忙避税，另外还有各种税务检查风险。

刘小川认为，在简并税率的基础上，还应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

以目前增值税主体税率17%为例，不少企业认为过高，且因进项抵扣很难完备，容易造成重复征税，因此可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