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上午10时30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记者会上，央行行长易纲等就货币政策、2月社融数据、降准、人民币汇率、债券违约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解答。

1、货币政策

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取向，稳健不提中性更简洁，但稳健货币政策内涵没有变。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要有逆周期调节，同时在总量上保持松紧适度，即M2和社融增速大体与名义GDP增速保持一致。在结构上要更加优化，进一步加强对民企小微的融资支持。

易纲强调，一定要把货币信贷数据拉长时间看，一个时点上不能看一个数，而是要关注加权平均，一个时间序列上要看移动平均数据，这样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来判断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

2、社融数据

易纲表示，2月末社融保持了平稳增长，1月社融相对较高明显是季节因素，要综合前两个月的数据看。今年以来，社融增速连续两个月高于2018年底增速，社融持续下滑态势得到初步遏制，为2019年经济金融开局提供保障。

1月份的数增长比较快，这里面有季节性因素，我还是希望大家和刚刚公布的2月份数据合在一起来看。实际上，光是1、2月份合在一起也不行，因为今年2月份和阴历正月重合比较多，所以数据还要反映在3月上，3月的数也有影响，所以大家要更全面地把1、2、3月的数综合起来一起看。

研究了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贴现的利率，和中央银行对票据的再贴现利率，总的来说没有大规模的空转或者套利，有少数个别银行、个别客户这些个别现象，我不排除是存在的，但是如果看平均值，看整个发生时间的长度，整个票据贴现还是支持实体经济了，主要支持的还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3、降准空间

关于降准，易纲表示，金融危机后，现在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较高。发展中国家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合适的，通过下调准备金率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还有一定空间，但比起前几年小多了。

易纲在回答央视财经记者有关“货币政策是否开始转向”的提问时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未变。

我们银行的总准备金率也就是12%左右，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的总的准备金率差不多，而且这个比率要远低于日本的比率。大家知道，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合适的，必要的。同时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还要考虑最优的资源配置，还有防范风险的问题。综合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落实克强总理报告中提出的这个任务。

4、民企融资

易纲表示，去年货币政策取向实际上一直是在降低无风险利率，后者是名义利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7天回购利率明显降低。通常我们把10年期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这一利率水平在去年下行了70多个bp。

无风险利率的下降显然有利于降低名义利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主要是解决小微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贷款利率中除了无风险利率，主要还包括风险溢价，贷款利率偏高就是风险溢价偏高的问题。去年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在6.2%左右，不良率反映在风险溢价。因此要解决如何降低风险溢价的问题。

5、人民币汇率

易纲表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是我们汇率的形成机制是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汇率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供求为基础，市场决定汇率，在整个汇率形成机制里面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市场要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汇率是朝着市场方向走。

理性看待对外贸易摩擦，绝对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不会用于贸易摩擦的工具。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上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从人民币汇率波动来看，显著小于英镑和欧元。

就人民币汇率走势而言，经过这么多年市场机制的不断形成和完善，我们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弹性越来越习惯了。今年展望未来的话，人民币汇率会在市场决定的机制下，变成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企业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将对人民币越来越有信心。

潘功胜表示，我国国际收支在未来仍然会呈现自主平衡的状态。另外，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在不断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人民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中的作用。

易纲表示，汇率问题是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台的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有讨论，在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的讨论也是由来已久，也不是第一次。比如说在以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的全面经济对话的框架下，都对汇率问题进行过讨论。

易纲就这次磋商讨论许多的重要问题举了一些例子：

首先，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包括货币政策自主权。

第二，讨论了双方都应该坚持由市场决定货币政策的原则。

第三，讨论了双方都应该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不搞竞争性贬值，并且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的沟通。

第四，双方也讨论了双方都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透明标准承诺披露数据等等重要的问题。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6、金融科技

陈雨露表示，百行征信是我国首个市场化的个人征信机构，目前百行征信已经签约接入600多家机构的信用信息，已在今年1月份正式推出个人信用报告等三项征信服务产品，实现了良好开局，8家主发起机构和互联网金融协会的会员们给予了很大帮助。

希望包括“百行征信”在内的市场化的这些征信机构，能够在创新能力方面、在竞争能力方面快速提升，让市场征信服务这个轮子能够越来越强、越来越大，为我们金融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助推我国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央行已完成对资产管理产品统计的全覆盖。实现按月统计资管产品，全面摸清并且动态监测影子银行及其复杂的资产管理产品情况，包括总量、结构、相互嵌套、支持实体经济情况等都摸清了，这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支持。

关于移动支付，范一飞表示，要在积极推进移动支付服务创新的同时，加强交易监测和风险识别，保障支付业务安全，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在延伸推广的时候，要做好现金支付以及移动支付相关产品的宣传和安全教育，培养正确的支付习惯，有效地防范风险。

7、贸易谈判

易纲表示，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汇率问题是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台的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有讨论，在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的讨论也是由来已久，也不是第一次。比如说在以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的全面经济对话的框架下，都对汇率问题进行过讨论。这次磋商讨论许多的重要问题，比如说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包括货币政策自主权。

第二，讨论了双方都应该坚持由市场决定货币政策的原则。

第三，讨论了双方都应该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不搞竞争性目的贬值，并且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的沟通。

第四，双方也讨论了双方都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透明标准承诺披露数据等等重要的问题。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理性看待对外贸易摩擦，绝对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不会用于贸易摩擦的工具;金融市场开放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时间表推进。

8、对外开放

易纲表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决定的，这样我们受到的干扰就会比较少。我们相信，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所以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时间表来推进。

潘功胜表示，资本项目中第二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关于金融市场证券投资领域的开放。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开放对境外投资者有很强吸引力。但现在仍在开放早期，开放的程度仍然不高，我国股票市场境外投资者持有占比大概2.7%，我国债券市场境外投资者持有比例大概在2.3%，占比都不高。未来，随着金融市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以及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纳入主要的国际指数，这些还会进一步增加。

9、国际收支

2018年，我国整体国际收支是自主平衡的，但是在国际收支结构方面，发生了一些特征性变化。

从一个长周期来看，经常账户更加趋平衡是我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客观反映，是经济转型发展进入的一个必然阶段，同时也是我国居民收入提高、财富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

我国经常账户会保持在一个基本平衡的合理区间。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具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和大量的技术工人，加上正在推动转型升级以及出口市场多元化等，我国货物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方面，服务贸易逆差增速在收窄。随着我国国内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以及我国生态环境和教育水平等软实力的提升，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变动将会逐渐走向平稳。这是观察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一个层面。

10、债券市场

潘功胜表示，2019年债券市场风险问题是央行债券市场工作的重点，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完善违约债券处置市场和违约债券处置制度，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去年违约企业行业分布和区域分布是比较分散的，总体违约率不高。现在出现一些债券违约，是正常现象，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纠正债券市场扭曲现象，有利于形成正常的投资文化以及正常的价格，有利于提高债券市场资源配置。